如何选择相对比较适合的、符合国家战略布局要求的民族地区作重点投资，也是要考虑的问题。

外汇管理部门在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同时，应该进一步加强对资金流动的监测和管理，加大对非法外汇资金的查处力度，为我国金融稳定和涉外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此种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实质上是在试验区内形成了一个与境内其他市场有限隔离、与国际金融市场高度接轨的金融环境，进而服务于更加广泛的涉外经济活动需求。

出处：《社会科学》 2016年第5期 进入专题： 自由贸易区 货币定价权 。从金融监管机构来看，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也先后发布了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明确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央行的职责，央行也根据风险可控、稳步推进的原则，逐步推进与其他金融监管部门审慎管理要求的衔接。因此，从完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角度，调控区内货币供给，在区内与区外之间构建金融防火墙，以保障中央银行货币定价权具有现实的意义。助长洗钱的上游犯罪，这无疑都将加大央行监管压力。

另一方面，通过外汇管理制度和外汇政策保持汇率稳定。（三）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监管措施 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首次明确提出要创新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的监管服务模式。用一位朋友的比方来说，就是如同一辆汽车发动机熄火，司机不是去修或换发动机，而只想通过不断给油箱加油来重启动力，当然于事无补，反而加冒了油箱，加得满地淌油，却无法让车重启。

如2016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按人民币计算增长了4.1%，但按美元计算则同比减少了7.1％。不仅如此，本币与美元计价的GDP的剪刀差还必然带来巨大的危机隐患如汇率风险。其中，总量排名第一的仍然是美国，为18万亿美元，占比24.32%。这篇文章谈到，按美元计价，则2016年中国的GDP增长仅1.3%，这与官方报出的按人民币计价实际增长6.7％的数据相去甚远。

其结果，转移了270万农民工，加上家属，整个转进来的农村人口是400万，成为重庆城市户口。前言 最近，笔者发表《警惕货币大洪水之灾。

其次，是中国，为11万亿美元，占比为14.84%。》一文，引发热议，在朋友圈被广泛传播。所以，2015与2016两年间，人民币相对美元眼见着贬值了10%。黄奇帆强调：城乡统筹要以人为本，本质上就是农民工怎么转变为城市居民的问题。

以内需促经济增长，内销市场占工业产值9成。这篇文章警告：用货币注水来维持经济增长非但不能持续，还将引发经济大灾难，特别是导致更加严重的两极分化，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而中产阶级被消灭，社会财富被掠夺和重新洗牌。这合理吗、可能吗？？当然既不合理也不可能。1993年，中国的M2净增量首次超过1万亿，但按当时汇率，也就是1200亿美元左右，仅微不足道地相当于当年美国经济总量的1.7%。

此外，对大量旧城进行改造，主要是提高容积率，中国目前平均城市容积率只有0·7左右，上海都不到1，而70、80年代的东京为2，台湾1·2，香港1·6，中国要向空间要土地，向土地要效率（王建，2017）。怎么让进城农民把农村的建设用地退出来，同时又保护农民的利益？重庆的做法是：农民把农村宅基地退出，形成地票，拿到土地交易所交易，城里人买了这个地票，就可以在城郊结合部的地方征地，发展房地产。

城市化过程，不是城市居民生活自我改善，自我拔高的过程，本质上是农民进城的过程。以此计算，2015年时，中国一年新增的M2，足可轻松买下世界第四经济大国德国经济总量的74%，第三经济大国日本经济总量的57%以及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经济总量的14%。

当前，中国经济在下滑、人民币在贬值，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汇率不稳呢？从中国的货币大洪水以及本外币计算的中国GDP的差异可以一眼看出，答案是高增、虚增的M2。但按本币计算是纵向比，是自己与自己比。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泰国经济增长曾表现强劲，但汇率下行，以泰铢和美元计价的GDP出现剪刀差，最终以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的形式来强行纠偏。第三、第四是日本、德国，占比分别为5.91%、4.54%。我们在讨论中，王建兄指出：仅从房地产来说，目前城市户籍人口不足5亿，尚有8亿农民要进城以及完成市民身份转化，而进城的农民工在工作地买房的不超过1%，在原住地县城买房的仅15%。如此，按美元计算的GDP增长就一下子把我们用货币注水方式产生的GDP打回了原型。

几年前，重庆差不多有900万离开土地到城市打工的农民，500多万在重庆主城和区县城打工，300多万在沿海打工，重庆就考虑把重庆主城、区县城这500多万农民工，工作三年、五年以上的，自愿留在重庆城里继续工作的，自愿申请城市户口的这些人，给他们城市户籍。这使得当前11-13%左右的M2增长，净增加的流通货币量非常大，无法让国际社会来消化买单，从而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压力必然会越来越大。

四、中国经济的出路 那么，中国经济的出路究竟何在？笔者其实已经再三强调过，就是要从外需拉动模式转向内需拉动模式，从投资拉动模式转向消费与消费共同拉动模式、从先富拉动模式转向共富拉动模式。有人说GDP计算通常都是用本币来计算的。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中国的M2基数已经太大了，2014年我们的M2基数已达120万亿的巨量，全球之冠。而我们现在一年的贸易顺差撑死不过几千亿美元（2015年中国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为3695亿美元），纵然再把约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再统统加起来，也仍然无法与新增M2相比。

我曾经在《大国博弈进入尖峰时刻：美国再加息，中国怎么办？》指出，在中美大国博弈中，时间对中国有利。中国实体经济将因新型城市化的改革，重新恢复活力。2010年，重庆启动公租房规划与户籍制度改革，被称为重庆模式。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只能保面子，不能保里子。

用美元计算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虽然让面子不好看，但还不是最大的问题一般而言，妻子是被丈夫套着缰绳,拿到市场上公开拍卖。

那么，为什么这些父母喜欢把女儿嫁很远，而且不一定是嫁到更富有的家庭或更富有的城市呢？Rosensweig教授认为，农业收成风险具有很强的空间性或地区性：这个地方遭灾害冲击，另一个地方不一定遭遇同样灾害。——所以，不要说在中国，即使在美国、西欧，每次政府要强化对金融行业管制时，包括对金融行业限薪、加税，社会总是一片欢呼，觉得是政府帮他们出气了。

但是，这种好处是以谁的利益为代价呢？为了提升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要把女儿通过包办婚姻外嫁到遥远村庄里的陌生人。发展金融市场的含义之一就是要减少融资的抵押要求，让那些未来前景好但现在没有实物资产、没有太多到手财富的穷人也能得到融资支持。

问题是靠什么让甲村、乙村相信这样的互助互换交易安排，而不用担心对方会违约、赖账？如果金融市场已经发达到位，保险公司、金融机构则可以提供中介服务，给予信用增强的支持，帮助各村之间进行风险配置、跨期收入互助交易。如果金融市场发达、各类金融产品丰富多彩，专项保险品种应有尽有，那么，农民和社会其他成员只需要花一点点费用，就能事先安排好、规避好各类可以想到的未来风险，不至于等到灾害发生时被迫通过卖妻女求生存。如果妻子自己没有找到买家，则需接受丈夫的买卖安排。可是，由于之前太多决策者、智囊顾问受传统银行思维的影响，任何公司如果要在A股市场上市，不仅要有过去三年的充分盈利记录，而且必须也有很多实物资产如楼房、机器、设备、土地等，这样，从本质上把中国股市限定在传统银行范畴内，主要为国有企业和重资产的传统行业公司提供融资服务，不能为能力超强的草根创业家提供上市融资发展。

这些案例表明，在面临风险冲击后，通过嫁卖妻子来缓冲风险冲击并非稀罕之事。可是，对普通人，如果没有按揭贷款这种金融支持，可能要等到年长时存满足够多的钱，才能住上自己梦想的房子。

我母亲9岁时，她父母家太穷，就以童养媳身份嫁到我父亲家。Sonjo部落规定小孩必须跟随母亲。

对于清代卖妻场面，历史学者赵晓华是这样描述的：闻有各女人领进，请端视，而买客或则嫌瘦，或则嫌病，或则嫌粗，纷论不已，一若看货讲价者。正因为这一点，《大清律》虽然禁止买卖妻子、租妻典妻，但还是明确允许丈夫在一家面对生存挑战或还不起债务时把妻子卖掉变现。